1958年“大跃进”催生了一批大学，其中就有榆林学院的前身——西安师范学院绥德分院以及随后又改名的绥德师范学院。校址定在绥德县十里铺与更北一点的丁家沟之间，即今绥德火车站的地方。刚成立时因为校舍尚未修建，招收的学生寄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两处上课、食宿。以后陆续修建，陆续搬迁。直至1960年，完善了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四个两年制的大学师范专科。

1960年10月下旬，顶着秋日的凉风，我爬到运粮车的麻包上，一路赶来绥德。那年月，没有“失业”一说，却有“到艰苦的地方锻炼，经受考验”的口号。下了车，走十多里的河湾路。第一眼看到的，无论教室、实验室、图书馆、师生宿舍，一色是石拱窑洞。这就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归宿。

我是1960年由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来中文系当助教的。修建校舍继续进行，一般只雇匠工，小工几乎全部由师生承担，无论老师、学生，都要投入到紧张的“箍窑”劳动中——和泥、背石头，登架板、灌浆，样样都得干。教师是边备课、边讲课、边劳动，学生是边上课、边劳动。不光是校本部劳动和修路，还有农场劳动。学校在定边县郝滩公社白坑大队办了个规模可观的农场，春种秋收，或秋播、夏收时，会派教师到那里劳动半个月。我是1962年7月刚刚结束了大一的写作课之后，就和大伙儿在马善贵处长的带领下去夏收的。定边一带的小麦夏收在7月初，与关中夏收相较，恰迟一整月，又值锄谷子、锄糜子时段。

我到绥德师院正赶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来临。1960年的冬天，小小的学校和每一个人，经历的事儿真不少：凡是带来农村家属的，一律打发回家。在校的教师，有几只缸，就腌几缸酸白菜。口粮从30斤减到24斤。一日两餐，高粱稀饭和窝窝头互调，隔日一个白面馍。开饭了，大家打来稀饭蹲在背风处嘘溜嘘溜地喝，喝罢再涮一碗开水下肚。寻常理解的“窝窝”，以为是电影上看到的那种黄灿灿、尖顶空心的园锥体，但从窗口打出来的却是约2公分厚，酷似鞋底状的硬块。此物黑呼呼，咬起来略带粘性，经请教方知，是软糜子面与高粱面掺糠做成。就这还是按定量吃，不能管够，这使我真正体验到了“糠菜半年粮”的含义。有人开始浮肿，上眼皮、脸颊发亮，一压一个钵钵。漫长的寒夜，经常有人结伴奔十里铺与丁家沟农家买花生充饥。花生是5块钱一斤，多数是称了花生持归，慢慢享用。月工资几十元，被村民讥为“半布袋蛮蛮（土豆）的干部”， 买不了几斤花生就“囊中羞涩”了，何况还有一家人的用度呢！（注：陕北方言，马铃薯称“蛮蛮”。但我却不肯写成世俗所写的“蔓蔓”，是因为“蔓”本读为“wan”,是瓜蔓、藤蔓的意思，与土豆无涉。呼土豆为“蛮蛮”，实为外来语，西方的“蛮蛮”，经波斯、西域传入中国的称呼）。数学系的李义民老师，身魄大，吃得多，是全校较早浮肿的一位，他买了一斤花生，坐在农家炕上，一阵扫荡殆尽，引为大家笑谈。西北大学毕业来校教外国文学的何振刚先生是甘肃人。一天，他年幼的弟弟突然来到学校，一见哥哥，一骨碌瘫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原来，甘肃老家父母双双饿死，丢下嫂嫂，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和他这个小叔子。实在无法维持下去，嫂嫂冒险打发小叔子觅路讨饭而来。肝肠寸断的何老师也是百无聊赖之至，一面抚慰，一面筹划着打发他回家。鉴于何振刚的困难太大，学校答应何老师调回甘肃老家。外国文学课改由徐振效讲授，顶替了何振刚老师，从而使振刚老师得以回归故里教中学。以后传来的消息是，善良的何振刚三年困难时期挺过去了，十年浩劫时期却死于非命。1960年冬，与深秋时节盖窑洞楼房时轰轰烈烈的劳动截然两样，由于浮肿者逐渐增多，学校动员大家尽量少活动，多休息。人们已经克服了当初饥不择食而又极其浮躁的慌乱心态，理智地“各自为战”，做长期度荒的准备。我不知道现在人如何理解“攻坚克难”“共度时艰”，1960年我在绥德师院体会到了。是年秋，国家为应急救饥，发起了“代食品运动”，以发展小球藻为主要内容的蛋白质开发迅速展开。1960年7月6日《人民日报》还发表了《大量生产小球藻》的社论。为响应号召，控制浮肿，学校想尽一切办法。曾有人试验过煮柳树叶吃，但屡试屡败，柳叶在水中煮过泡过，仍然苦涩难咽，试验宣告失败。学校还额外配给每人两斤糠炒面。正常的糠炒面是细糠炒成，这在陕北是很正常的家常便饭。但这糠炒面是少量的细糠掺入大量的粗康炒成。就这也不嫌，有人以硬纸片制成铲形，备一时辰课，铲一撮，撮一口，居然吃了一个冬天。有人经不住诱惑，二斤炒面几天就吃光。能够解馋的是土豆。三五成群地相约到十里铺农家买蛮蛮，持回来切片焖熟撒盐吃。煮土豆还是招待朋友的盛宴。我常常是与赵步杰老师、数学系主任刘世祥老师搭伙，互为招待。他们二位都请了，轮到我请客了，兴味十足地从纸箱里拿出蛮蛮，切片下锅，及待揭开锅盖，一股卫生球味扑面而来，原来我这箱子曾经放过卫生球。这使我相当尴尬，连声说“不好意思”，但他们二位还是给足了面子，把一锅蛮蛮都吃了。

1961年3月，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(草案)》发布了，此即震动全国，妇孺皆知的“六十条”。此时也正是收假开学时光，大家最关心的是这样一些名词术语：“瞎指挥”“三包一奖”“会计员管帐不管钱，出纳员管钱不管帐”“自留地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”“社员自留地的农产品，国家不征公粮，不计统购”“开垦零星荒地”“十边地”等等。因为寒假多数来自农村的同仁，最了解农村的状况，也更深切地感受到农民确为“衣食父母”，只有农民缓过气来，才有可能自己填饱肚子。结合自己回乡的所见所闻，有人举例说，他家四叔过年从队里分得2斤猪肉，虽然全年没见过荤腥，但确实囊中涩，索性把肉转卖他人。结果是，生产队没收了他的卖肉钱，任凭四叔跺脚抗议，也无济于事。这信息惹得大家热烈地讨论了好一阵。而且根据“六十条”中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的规定，断定生产队的颟顸胡闹大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，摧残了农民的人格尊严。每言及此，群情激奋，大有仗义执言，伸张正义之慨。可怜的四叔，虽然损失了2斤肉钱，但却在数百里之外博得学者们的同情，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

“六十条”威力巨大，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，很快就见效了。1961年的春天，陕北农村传统的救荒方法发挥了作用，榆钱钱、榆树皮、苜蓿在农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食品。而我们师生，则把洋槐花和“秃扫叶”当好吃的。洋槐花拌一点面做成“拨拉”或称作“丸子”，亦或关中人呼为的“麦饭”，浇一点酸菜汤，香不可言。这“秃扫”学名叫“地肤”，又名“扫帚菜”，嫩叶做菜，也可谓美味佳肴。这些，4月份就都派上用场了。看来，人类为了生存，总能千方百计想招儿度过难关。“自留地”“十边地”威力无穷，及至6月，小日月的土豆就能吃了。7月，十里铺的杏子降到6毛钱一斤。只是过多的盐分蚀肚子，小日月的玉米棒子和南瓜陆续上市，填饱肚子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。

三年经济困难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，既缺吃又缺穿，什么东西都少得可怜。1960年的冬天除了挨饿以外，就是冷冻。室内没有火炉，仅发的一点炭连炕也烧不热，晚上只得早早拥被而卧。布票奇缺，我的被面还是不要布票的床单替代的。以后有人告诉我:“你为什么不申请加补布票棉票呢？”问得我莫名其妙，哪里还有这等好事！原来，毕业生开始参加工作，有个叫“基本建设”的名堂，是由当地百货公司批给一定数量的棉布和棉花“武装”自己。可知道的人买了也就买了，不知道的误过也就误过了。母亲给我寄的棉鞋直到第二年4月才收到。好心的冯塞夫老师见我大冷的天穿单鞋，就说：“我有一双旧棉鞋，就怕小，要不将就将就？”拿来顺手剪开后跟穿上，就这样暖和了一个冬天。“漂母”之惠，终生难忘！

“卖书的吃本本”，知识分子的最大诉求是精神食粮，通过阅读缓解精神压力，也是讲课备课之需。学校当时最大的贡献是拼命购书，专人派驻北京、上海、西安买书。许多珍本、善本包括全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，都是这时期买到的。

阅览室美不胜收，举凡能够订到的全国正式出版的报刊全都订阅。《光明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最受欢迎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经过批判胡适，清算胡风，反右，“三面红旗”，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，政治嗅觉特别灵敏，从报纸上嗅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精神慰藉。各报为自然科学常识小品设置了固定栏目，诸如如何合理安排时间，如何节省体力消除浮肿，味精的补脑作用，柿子的营养价值等等生活小品常常见诸于报端。在这一点上，《北京晚报》《新民晚报》更突出。北京的报纸用纸是麦秸做的，所以发白，上海报纸如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解放日报》用纸是稻草做的，略带蓝灰色。一次，有人开玩笑考大家：医生中谁最出名？大家猜了半天不得要领，最后有人脱口而出：“陈医生”!这才恍然大悟。盖《新民晚报》的固定栏目是“陈医生手记”，每天一篇，延续了好多年。要知道，像这样的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短小精悍的小品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，直至1960年，再未与读者谋一面，现在能看到如许丰富的内容且消遣休闲，简直是久旱逢甘霖了！更重要的是开放了的文艺作品。杨朔的散文，邓拓的杂文《燕山夜话》，成为当代文坛上的热门话题。甚至只有1956年才能够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再版的《上海——冒险家的乐园》，学校的图书馆都能从上海古旧书店购得。博览群书的自由，确实缓解了大家的情绪，敏感的知识分子无不感到，形势使然——物质上的匮乏，以精神上的开放予以弥补。

困难归困难，上下一心，“攻坚克难”“共度时艰”，不只是口号，而是行动。在如此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教课不含糊，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四个专业开齐了必修课。中文系不但开齐了课程，而且都编讲义。中文系编写的教材计有27种：语言学类9种；文学类17种；公共课1种。纸张是极其简陋的马粪纸，一种泛浅蓝，一种泛浅黄，有的起皱，有的还布满碎颗粒。纸张缺乏，常常临时凑合，如，写作范文《在烈火中永生》，前一面是浅蓝纸，下一面又成了浅黄。也难为抠蜡板的先生了，他们规整、明晰的字提供了最大便利的阅读效率。

郭冰庐编绥德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课阅读教材《中国著名散文选》油印版

困难时期，精简机构，裁员。鼎盛时期的1960年秋，中文系最多达17人，1961年夏秋之际，学校裁员，迨至1962年春，最后只留孟醒仁、牛永仁、高振中、赵步杰、冯文元、刘海梁、戴文敏、郭冰庐、李志获、彭绳庄、徐振效等11人。因为大量裁员，频繁更换任课专业老师在所难免，比如，李志获先教古典文学后教写作，郭冰庐先教现代文学后教写作。

1961年绥德师范学院中文系党团员欢送髙殿合影：前排左起戴文敏、髙殿、徐振效；后排左起彭绳庄、杨忠彦、郭冰庐、冯文元

1962年，经济基本恢复过来，本来是可以大干一场的，但却在夏天决定撤销绥德师范学院。人员被分流，图书被肢解。特别是图书，延安大学拿走大部分，剩余的分给各中学，原来自成体系的图书，被肢解得不成样子，徒叹奈何！内部传出来的信息是，如果绥德师院迟撤半个月，那这个学校将会保留下来。

郭冰庐 2018年4月9日